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字的书――《星火燎原》

   《星火燎原》编辑部前身是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的编辑部。作为一个临时性负责征文的机构，工作人员没有想到其历史能延续26年，而且“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因为政治风雨，遇到这么多难题”。

　　50年后又重新整理编校

　　为了写他那本《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1985年专程来到中国。外交部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到当年曾经担任《星火燎原》丛书编辑的王愿坚参与接待。王愿坚对红军史的谙熟源自《星火燎原》的工作经历。他的夫人翁亚妮说，有一次，王愿坚和杨得志总参谋长聊到一个战役，甚至提醒亲自经历过这个战役的总长记错了战役时间。翁亚妮说，王愿坚当年谢绝了索尔兹伯里提出请他共走长征路的邀请，他自己想写长征史，但最终没能完成夙愿。

　　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愿坚最重要的经历之一便是在《星火燎原》编辑部当编辑。这套丛书从1957年开始编撰，但它命途多舛。王愿坚当年的同事张麟向记者叙述了复杂的出版过程。

　　《星火燎原》前身本来是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1959年上半年，征文汇集编辑成《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下册出版。是年7月庐山会议后，此书刚刚发行了很少部分就被收回。同年12月，毛泽东给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题词“星火燎原”，“三十年征文编辑部”改名“《星火燎原》编辑部”，所有预计出书也改名《星火燎原》。

　　张麟回忆，《星火燎原》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7本。由于编辑约稿周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纸张匮乏，这7本书并未按顺序出版。“哪一本弄出来，能出就先出它。”1960年，讲述长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册最先出版；随后1961年出版了红军时代的第四册和抗战时期的第六册。红军时代的第二册和抗战时代的第七册1962年出版，1963年又出了解放战争的第十册。本来应该最先出版的第一册却直到1964年5月才出版。《星火燎原》全部十册直到1979年1月才全套重新出版，1982年8月出齐，当时的出版机构是解放军出版社前身战士出版社。

　　解放军出版社社长施雷提到，原先编辑出版时，因纸张匮乏，《星火燎原》不得不尽可能压缩篇幅，使得征文遴选后的数万稿件只收入了337篇。所幸当年全部征文稿件被堆放在总政办公大楼的地下室，因无人问津居然躲过历次政治风暴，奇迹般地完整保存下来，连每份稿件的稿签和详细登记都完整在案。作为当时《星火燎原》编辑部直接负责人之一，黄涛是唯一经历了编辑部26年全部历史的人。1975年黄涛前往战士出版社工作后，设法把这些珍贵资料搬到平安里三号现社址。通过出版《星火燎原》季刊、双月刊和丛刊，一些未经使用的文章陆续被发表。

　　2006年11月底，解放军出版社抽调了二十多位编辑和退休干部，对这些尘封多年的文稿重新整理编校。作为纪念建军80周年的献礼，7月21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首发了10卷本《〈星火燎原〉未刊稿》。施雷说，这次出版的10卷本《〈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的亮点之一是收入了反映红一、二、四方面军，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和总结一些重大事件教训的文稿，并首次披露了一些重大史实。

　　《星火燎原》如何开始

　　1956年，为了在第二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总结军队战斗历程，编一部书。当时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军史党史。总政很快在全军发起“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年”的征文活动，也广泛在中央、省、市一级报刊上发了征文启事，同时从总政文化部和宣传部共调来10人，成立了一个编辑部。黄涛当时是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被安排兼任“三十年征文”组两位组长之一，另一位是总政文化部文化处处长刘亮。

　　当时的困难主要是两条:第一，当时党史和军史几乎没有太多资料可查，要梳理澄清稿件中的许多细节必须依靠采访。第二，是对历史问题的判断，“因为党史、军史上有很多判断问题，谁也不愿意轻易表态”。当时全国解放不过7年，有利条件是当时全军一大批高级将领，年龄普遍都在30~50岁。黄涛拿出第一版《星火燎原》，那上面还有当年的征文要求:讲述个人经历。黄涛提到，那时候征文，“不但征集容易，各种报纸也都热衷刊登这类回忆文章”。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就曾主动找到编辑部提出写文章，邓子恢甚至亲自在稿件上手绘了一幅地图，用以说明文中所述当时的作战态势。黄涛说，1956年7月发起征文，8月就收到第一篇应征稿――时任全国人大民委兼国务院民委副主任谢扶民写的《苗山一夜》。一年时间，解放军各大军区政治部就收到三万多篇征文，经各军区政治部征文小组筛选后，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一万篇。

　　时任《星火燎原》编辑、后来的诗人丁芒回忆，《星火燎原》最初预定编成10册，先编辑红军时代的4本，同时采访上将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当时由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傅钟亲自挂帅，很多省军区司令员兼任军区征文组组长。

　　沉默寡言的罗荣桓对《星火燎原》异常重视

　　除了当时的高级将领们对于刚刚经历不久的战争年代记忆犹新，黄涛认为，一个有利条件是，有人愿说，有人愿帮。准确地说，《星火燎原》中许多高级将领的来稿其实是口述。红军时代和抗战时期的工农干部大多文化水平较低，而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参军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他们不但年轻，有文化，很多人也亲历了战争。

　　编辑王梦岩说，当年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张继春对编辑部进中南海大开绿灯。张继春自己写了一篇《向赣南闽西进军》，张继春对我说，你们来中南海找个人不容易，他每次都亲自出门等候迎接，带着我们直接找人。他告诉我，总理、彭真住哪里，朱德住哪里。有时候他会提示我，你会下象棋吗？如果会下棋最好，你可以一边下棋一边和朱老总谈。

　　王梦岩提到，最初大家其实对军史了解很少，包括他自己。“除了请教过党史和军史专家，很多题目是和首长们谈出来的。”丁芒说，《星火燎原》每册针对重大历史阶段都有一篇概论性文章，必须请某一方面军的领导亲自挂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中，最重要的是秋收起义，由于罗荣桓当时是总政治部主任，在长征期间他是鄂南通城一带农民起义武装的连队党代表，从头到尾参加了秋收起义，又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个搞政工的，所以秋收起义就去找他。”

　　丁芒没想到看起来沉默寡言、公务繁忙的罗帅对《星火燎原》异常重视。1958年底中央政治局在成都金牛洞召开扩大会议，罗荣桓提前通知丁芒一同前往。“我从他家一同前往机场，和罗荣桓、萧劲光同机前往西安，几天后再和罗帅一家乘火车前往成都，住在成都军区招待所。”丁芒说，罗荣桓带他去为在路途详谈有关秋收起义的文章。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谈起，一直谈到长征和解放战争攻打锦州。到成都后罗荣桓白天开会，丁芒见缝插针找成都二方面军的将领，对贺炳炎、黄新亭等人采访，与罗荣桓的详谈一直持持续到会议后乘船前往武汉。

　　丁芒说，记得当时是和毛主席等人分乘3条船从重庆过三峡，和罗帅同船的丁芒有一天突然被罗帅夫人林月琴叫去，原来罗荣桓突然想到三湾改编之后的一个历史细节――毛泽东在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突然遭挨户团袭击而分散撤退的过程。部队在艰苦的行军中，有人灰心，有很多人开小差。一个战士发现逃跑的老百姓家有一锅糯米饭和剩菜。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着吃完后，第一个站在打谷场上，请连长集合点名，重整士气。这个小小的细节最后被插入口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