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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藏网编辑部 来源：不详 点击： 时间：20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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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藏书家郑振铎 最近朋友寄来一册线装影印本《冬心先生集》，上面有郑振铎先生藏书印，这是依据郑振铎的藏书影印的，不由得想起已离开我们42年的郑振铎先生。 读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皆知郑振铎是著名现代作家，文学史家，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现代著名藏书家。郑振铎1898年生于温州，“五四”时期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1921年与沈雁冰、周作人等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他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起，历任北京、上海各大学教授，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杂志编辑工作。抗战期间，他留居上海，坚持进步的文化工作。1945年后，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解放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他出访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途飞机失事遇难。郑先生遇难后，其家属遵其嘱，将他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郑振铎先生有多少珍贵版本？据统计，除外文书和中文常见旧版和新版书外，共达7740种。这其中除陶渊明集、杜诗、佛经等数种宋元版书，明清版居多数。从数量和质量论，郑先生的藏书在现当代藏书家中，屈指可数。他的收藏很广，从诗经、楚辞，到戏曲、小说、弹词、宝卷无不收藏，仅《昭明文选》各种版本就有33种。此外，他特别留意于地方艺文类书籍，先后收得200余种。个人搞收藏，属孤军作战，得自己掏钱购买。为买得珍稀版本，他常常囊空如洗，节衣缩食，力所能及，必全力以赴，方得积书盈室，典籍充栋。郑先生收藏书籍，不尚古本、善本，只以应用与稀见为主。众多藏书家并不注意的戏曲、小说、宝卷、弹词之类的俗文学作品，他收得最多，成为大家。他还注意收集线装插图、版画类书籍，为中国版画史的研究留下珍贵史料。郑振铎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皆得力于他丰富的书籍收藏。 藏书，绝不是为日后价值连城而藏，而是以个人之力替国家和人民保存更多的珍贵资料，这一目标，贯穿于郑先生藏书的一生。战乱，除涂炭生灵外，书籍也必遭其灾。在“一二八”淞沪之役和“八一三”大战之中，郑振铎的书籍被火烧近半。望着血汗换得的珍贵版本化为灰蝶，他痛心疾首。战后，也是存世书籍散失之时。为了减少珍贵书籍流向海外，郑振铎拼尽全力抢救，倾其家资借债进行收购，甚至把自己的剩余藏书卖掉一部分，换得钱来收购词曲、戏剧方面的珍稀版本，与各路商人进行竞争，得千百种书，可谓艰苦备尝了。对此郑振铎先生曾欣慰地说：“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从郑振铎先生藏书献书的几十年经历，见出一个爱国文学家、学者的拳拳之心。 今天，书籍收藏炙手可热，有些人把收藏当成了一笔投资。与郑振铎先生相比，是不是会看出此中差距呢？人们当思收藏与爱国的关系了。 郑振铎先生的“书癖” 振铎先生对中国古文学的造诣和文物知识的渊博素为人知，此外他于重印古籍设计的精细功夫也独有一番创造的心思。《西谛书话》中有《谈印书》一文，专门说了不少对重印古籍独有的见解。不过倘不经过和他亲自交往，他的那种处事方法之严谨与精到的工力就不会有深切的印象。1953年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提名中有中国的屈原，这就要迅速将《楚辞集注》这部古籍赶印出来，出版社商之于振铎先生，他毫不犹豫地力主要将这部书印线装本，并提出还应印线装本《楚辞图》。关于印图谱的事，他一向认为除书之外，也要重视图。《西谛书话》中有云：古人“素不重视图谱，后世艺文之目，自隋唐以下，递相因习，故古人之图，日益亡佚而无纪。”这是他最感到惋惜的。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有文有图，可谓别树一帜，文学史著作中有了插图，固属罕见，其实适足以帮助读者增加文学史实的印象。那一次印《楚辞集注》和《楚辞图》，出版社原拟一般的照相影印，振铎先生以为不妥，力主非用珂 版印刷不可。出版社悉从他所议，他于是亲自向北京图书馆商调二书的善本，北京因无印珂 版之设备，他又写介绍信由出版社到上海去印制，出版社派了我和文怀沙先生两人去上海督印监制。两部书印得古雅，书函端庄。又商请沈尹默先生为两书题写书名，由此益见其清奇夺目。这两部书于1959年均得莱比锡书展的金质奖章。 由此次的印书，使我想起抗日战争结束后，振铎先生在上海亲自督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诸要籍，这是他多年 集所得而编成的两部图像，印数无多，以后就未见再印，向隅者未能购得，至今有人说起，犹引为憾事。 至于振铎先生藏书之丰，尤其是古版珍本线装书，是藏书家中所罕有的。他对书之癖好，嗜之如命。为寻觅他所向往已久而不可得的书，真似思之心切，如摧心肝，一旦有了消息，往往寝食俱废，非得之而不罢休。他在《蛰居散记》一书中曾提到在“孤岛”困居期间，为寻求旧山楼所藏元杂剧的经过，“耿耿不忘于心，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元剧，必及此书”。虽然最后经过种种周折和困难终于侥幸购得了此书，欣喜地将之捧了回来，然而得之时几乎被人抢先，千钧一发，机会稍纵即逝，可谓幸运矣。 1951年，他为抢救可能失落于海外的一批古籍善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他得悉宝礼堂主人潘明训先生的藏书的情况，在战争期间，潘家家属生怕战争的影响可能造成藏书散失，遂秘密迁藏于香港，这消息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振铎先生于1951年听到这消息，十分忧虑这批善本流向海外，他知道内中有宋版善本一百一十部，元版善本六部，此项国宝倘若流失于他国，损失将难以挽回。不久后又得悉美国人愿出五十万美元收购这批书，这一回非同小可，如真被收购，要想追回是万难了。振铎先生迅即与香港潘家联系，难得的是潘明训的后代潘世兹先生深明大义，给振铎先生写来了一信，表明决不售与美国人，愿将藏书无偿地献给祖国。振铎先生获悉后惊喜交集，立即复信勉励，并报告周恩来总理，接着立即办理这批藏书运回北京的事宜，运回后归北京图书馆珍藏。 振铎先生自幼家境清寒，成人后或教书或当编辑，同时靠写作收入维持生活。他自青年时起，就嗜书如命，尤对古籍中的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版画等方面的好版本，倘有发现，不惜倾其囊而得之。他在《永在的温情》一文中自况：“我所藏的书都是很辛苦地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自己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此中辛劳，道出了一个学者在困苦中生发出来的对书籍爱好的一片至诚至情。他的藏书，虽为自己研究之用，但到底也是为了保存而留给后世之用，最终这批藏书也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振铎先生不独爱书，他编书也有自己的独创性，三十年代他主编《世界文库》，每册收有中外文学名著十余种，采取的是分章连载之法，每册可看到作品之若干章，续文则在下册连续刊出时再见，几乎是用杂志形式刊出的文章，共刊行了十二巨册，倘排列在一起，俨然是一大部皇皇巨帙，蔚为大观。凡持有全书的，数十种中外文学名著尽在握中矣。 不过他的爱书之心也有过挫折，那就是在“孤岛”时期，为生计所迫，他平素既无积蓄又无进益，一家数口要生活，不得已只有卖书之一途。他的家人在叙述他卖书前的情景十分凄楚：“……每逢卖书的前夜，在小楼上昏暗的灯光下，他默默地打点着一捆捆明天就要离他而去的书……他深情地望着，抚摸着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心爱的书，如同要和亲人诀别时一般，心如刀绞，但不卖又拿什么来换米呢”……那年头真是风雨如晦，他一面受贫穷熬煎之苦，一面还要躲避敌寇的追查。他经常不敢住在家里，另在一条冷僻的居尔典路上租赁一间小屋蛰居。但是生活的逼迫又使他不得不出而谋生，除卖书外，他还与翻译家耿济之先生在沪西住宅区合办了一个小小的旧书店，租的似乎是一个原来的汽车间，陈列的旧书，一半是振铎先生藏书中可以出让的一部分，济之先生则将不甚急需的外文图书搬来了不少。他们找了一个人看店经营，无奈地处偏僻，又无广告，生意一直清淡，经常门可罗雀，偶有点生意，支付房租和看店人的工资尚且不敷，不久也只得歇闭了。那几位文学界前辈，在那个年代备受贫困的情状，实在不堪言说。 抗战结束后，振铎先生八年的蛰居生活终于过去，他神采迥异地投入了工作，创办了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型刊物《文艺复兴》，又与马叙伦先生等创办了呼吁停止内战、推进民主运动的《民主周刊》，还亲自编印多种中国历史图案，撰写《蛰居散记》等书，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活跃异常，由此也显示了他从事多种文化活动的卓越才华和风貌。 1958年10月，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至今已四十三年。他一生的经历，可述之事甚多，就以他与书的缘分与癖好之一端而言，即可看出他的素养和品德之一斑。书和人息息相关，人著述书，人珍贵书，于是文化存，振铎先生于此是极好的表率。(许觉民) 郑振铎与江南文献大抢救 ●王 谦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作家、文学家、藏书家。他还是我国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考古学家。郑振铎在华夏文物的保护工作中是占有重要位置的，他抗战时期在上海竭力抢救江南古籍，为祖国保存了一大批珍宝。 ■日寇侵华，江南文献遭厄运 八．一三”后，江南古籍遭到了厄运，大批古籍遭到日军的洗劫；东南各省一些著名藏书家所藏古代版本图书散入上海旧书市，一些摊贩向路人兜售残旧古书，有的商贩肩挑古书沿街叫卖。还有一些造纸商乘机搜罗旧书作造纸原料。更有那些发“国难财”的市侩书贾们，乘人之危，低价买进，高价卖出。那时中国能有几个有余力的人来买书呢？于是无数珍籍善本被英、美、日、德等外国人买走。外国图书馆也将战火中的中国作为古籍来源的重要目标，一则路透社华盛顿的消息道出了实情，说美国图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宣称：许多从战火中保全下来的极珍贵的中国古书，现已纷纷运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已购进数千册。史流海外，文归异邦，实乃是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郑振铎决心竭力阻止江南古籍的外流。 ■为了抢救一部“奇书” 郑振铎倾囊购得孙锐评点《西厢记》、《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上卷残本、明嘉靖年间郭勋刻的《忠义水浒传》、《红楼梦》脂砚斋残抄本等珍希古籍。最大的收获是为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购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这事说起来真有点扣人心弦。一天深夜，郑振铎突然接到中国书店老板陈乃乾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使他兴奋了一夜。原来陈老板告诉他一个信息：听来青阁杨老板说，苏州书贾唐某发现了３２册元明杂剧，其中有刻本，有抄本。陈老板最后还强调，抄本上大多有明代著名藏书家赵清常的跋。这难道就是自己苦苦寻了８年的那部奇书么？郑振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元代是我国戏曲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这样的戏曲大师，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戏剧艺术遗产。但是，经历了数百年改朝换代，兵火战乱，遗存于世的戏曲文献极少。长期以来，人们研究元曲，就只有依赖明臧晋叔的《元曲选》，这几乎是唯一的宝库了。 直到近代罗振玉、王国维发现黄尧圃旧藏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后，才又补充了臧晋叔藏书中所没有的１７种元剧。但值得注意的是，黄尧圃在书上写了“乙编”二字，于是王国维推测，既有乙编，必然还有甲编、丙编等。郑振铎也坚信，一代元剧决不会仅仅只留存《元曲选》和元刊杂剧，完全可能有新的发现。１９２９年１０月间，郑振铎从欧洲回来不久，一天不经意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看到江苏常熟著名藏书家丁初我的《黄尧圃题跋续记》一文及其附诗一首，丁说他曾从旧山楼借到过一部６４册的古今杂剧，内有元明杂剧２４０来种，是明赵清常的手抄本，还有跋。看到这一消息，郑振铎欣喜万分，立即赴苏州找到了丁初我，但丁说那部书他只借阅了３天就归还了常熟旧山楼。他又托人多次去常熟打听，但杳无音信。于是他亲自赶到常熟，但在他面前的旧山楼却只是一片荒凉的废墟。原来这里经历了军阀的战火，驻兵随意将楼内藏书当柴烧。难道这部珍贵的遗书就这样被毁了吗？他的心在发痛。然而他并不死心，仍托熟识的书商帮助打探。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书终于露面了。但为什么只有３２册呢？应该是６４册呀？郑振铎心中又起了疑团。但他相信，有了这一半，另一半也一定会出现。这一夜他辗转反侧睡不着，索性披衣起床，秉笔给他在北平图书馆当馆长的好友袁守和写了一封信，又给当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的原暨大同事、词曲专家卢冀野写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来青阁找杨老板。杨老板告诉他确有这事，卖主要价１千元，还告诉他另３２册在古董商孙某那里。郑振铎一听十分欣喜，这部书的另一半也有了下落；１千块钱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由于前段购书，他手头已很诘据，只好向暨大的同事们借，好不容易凑齐了１千元。天有不测风云，当他怀揣１千元钱兴冲冲地赶到来青阁时，杨老板的一番话使他从头凉到脚。杨老板说他来迟了一步，苏州唐某的３２册古今杂剧已被古董商孙某以９百元之价买走，现在孙某一共有６４册，书已完璧，不打算卖。 然而性格一贯坚强的郑振铎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他又找到中国书店的陈老板，经过陈老板找到孙某。孙某一听来意，便狮子大开口，要价１万元。ｌ万元对于郑振铎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一下怔住了。但对方肯卖，对他来说多少是个安慰。看来光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了，必须借助公家的财力。于是他又向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教育部的卢冀野发去两封电报，希望北平图书馆能收购或教育部能出资。次日北图就有了回电，说无法支付如此巨款，郑振铎的心凉了半截。第三天卢冀野的回电使他冷却的心一下又热了起来，卢说教育部打算买下。当时兼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也来了电报，要他尽量压价，由教育部承担这笔巨资。郑振铎极为兴奋，他立即与陈乃乾去找孙某交涉，经过３天讨价还价，终以９千元成交。成交之后，郑振铎将先前同事们凑的１千元钱交了定金，并约定２０天内将全款付清。 真是一波多折，谁知两个星期过去了，重庆方面的汇款还是没有到。他又急了，２０天之内钱不到位，孙老板是会毁约的！情急之中他又想到一个“借”字，可再找谁去借呢？他想到了与他是“平级”但此时代理暨南大学校长的商学院院长程瑞霖，只有他有支配这笔巨款的权力。于是他找到程，说明来意。程看他为难的样子，很理解地说：“看来郑振铎你又有好几天没睡好觉了，我就借给你吧。”他谢了又谢，取过支票便赶到孙某处，经过付款、签字、取书，那凝结着中华民族祖先优秀文化结晶的６４册宝书终于呈现在郑振铎眼前，他眼睛湿润了，用手来回抚摸着这些书。书一运回家里，他便急不可待地翻阅起这部书来，还要母亲和妻儿都来看这宝贝。后来他对这部书作了深入研究，定名为《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还撰写了一篇长达３万余字的跋。 教育部的书款过了两个多月才汇到上海，郑振铎庆幸自己采取了超前措施。关于这部书的价值，诗人徐迟后来用十分生动的语句评价：“你能想象吗？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仅仅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一个签名，全欧洲为之骚动。如果发现的是莎士比亚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剧本，你想，又将如何？试想文艺复兴距今不过三四百年。我们的元代，至今却有六七百年之久。”这不是一部普通的戏曲集，６４册书中包含有２４０种杂剧，其中近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其重要程度仅次于敦煌石窟经卷和西陲汉简的发现。 ■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 以后，郑振铎凭自己的力量又购买了不少古籍，如明刊《古今女范》、《元名家诗集》、《古诗类苑》、万历版《皇明英烈传》、《程氏墨苑》等。但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他深感势单力薄。有一次，他在某新书店看到明代活字本《诸臣奏议》，店主索价９００元，他一时拿不出这些钱，只好眼巴巴看着被北平来的书贾买走。后来听说此书弄回北平后，获利３倍。这样，北平到上海来的书贾就更多了，每日搜刮于旧书店，遇到好书必携之而去。郑振铎心里明白，在北方能买得起这些书的人，大多是汉奸官僚，或是敌伪机关如华北交通公司，以及美国人的文化机关如哈佛燕京学社；再有就是为“满洲国”所购买。这使他忧心如焚，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后盾支持，组成一个团体，共同抢救江南古籍。于是他又想到教育部，想到曾支持过他的陈立夫。他找到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菊生、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伯丞，联名给重庆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处写信，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指出其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 郑振铎等人的呼吁得到了陈立夫等人的支持，重庆方面决定动用抗战前英庚款董事会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建筑费计法币１００余万元，专事抢救古籍。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９日，由郑振铎、张菊生、张咏霓、何伯丞、张风举等人组成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在“孤岛”成立，决定对外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的名义购书。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的书为主，未售出的，尽量劝其不售，不能不售的，则收购之；决不能任店主、书贾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具体分工是，郑振铎与张风举负责采访，张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咏霓和何伯丞负责保管经费。 有了钱，郑振铎等人就可以大举行动了。他们首先以１７０００元收购了孙伯渊所藏苏州玉海堂的一大批藏书。接着又以５５０００元收购了苏州邓氏群碧楼藏书近４万册。这两笔“大生意”做下来，震慑了上海及江南各地的大小书贾，因为这两批书是当年江南藏书中数量较大质量较精的。书贾们感到对方来头不小，实力雄厚，难以与之竞争。到了是年３月，整个严重的局面基本扭转，抢救古籍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初战告捷。以后又以３１５００元一举购下邓氏风雨楼的藏书，收购了张氏适园藏书，刘氏嘉业堂藏书。嘉业堂藏书是收购中花费最大的一笔，以２５万元购得明刊本１２００余种。还有一些零星的“小生意”。至１９４１年４月，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文献保存同志会以不到百万元之款抢救了大量珍贵文献，凡散出的古籍，大都归为国有。 (来源:http://www.xici.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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