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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藏网编辑部 来源:牡丹江日报 点击: 时间:2007-7-18 0: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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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不是来讲我对文化的见解,而是讲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传统的文化和今天的文化更好地结合,特别是我们要传承的文化。实际上我今天与其说是一个演讲,还不如说是一次呼吁,因为如今对传承文化强调得还不够。我希望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得更好,让年轻一代能够继承下去。 所以今天我的讲话里要提到我的老父亲。我的老父亲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像他这一代的文化代表,实际上几乎被淹没了。今天来谈传承文化,我自然要回顾一下过去。但我今天的讲话,其实主要是讲自己的一个缺憾,因为我缺少了很多东西。当有人说我是文化人的时候,我心里很没底,因为我知道自己缺什么。 那天程乃珊问我说,你说你不是文化人,那你是什么?我说坦白地讲,我是“万金油”。她说你怎么是“万金油”?我说我这是真心话。今天我对大家说这也是真心话。为什么说我是“万金油”?因为我这一辈子想干的事情没干成,干得好高兴的事情干到一半又停了。我本来是学英美文学的,那学下去倒真的可以成为文化人。我几乎快成了文化人了,当时我研究英美文学,我已经开始教英美文学。我当时研究的专题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作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因为在那个时期英国出了很多的女作家。我研究的专题作家是勃朗特姐妹,其中夏洛蒂·勃朗特就是《简爱》的作者。所以我受《简爱》这本书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做了一半就碰上文化大革命了,就挨斗了,书也充公了,被斗了几年以后,毛主席说你去干外交吧。这是我的“万金油”的第一步。去搞外交,但外交也没搞到底又走了。后来我去搞宏观经济研究,这也不是我的本行。所以说自己不是文化人,这不是谦虚的话。作为文化修养来说也是这样,我只学了一段外国文学,但是我最缺最缺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底蕴。今天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演讲,就是因为我还缺少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学习和掌握。 我很喜欢看于丹教授的节目,我也是她的一个观众,因为我确实从她那儿听来很多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于丹教授可能不知道,我们家老乔1937年在德国做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庄子哲学的,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庄子哲学》,凭着这篇论文他得到了德国士宾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惭愧的是,有一次我读他的《庄子哲学》,我是一窍不通,什么也没看懂,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东西。而他跟基辛格谈判的时候,经常讲你是哪一学派的,我是哪一学派的,他们两个人都是读哲学的。 周总理批评说,“大学问家章士钊的女儿,竟然很多东西不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 我为什么有这个缺陷?我觉得这是时代的关系。有一句俗语大家经常用的,“在你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往往我们在改变一个旧时代的时候,在否定旧的一切的时候,恰恰把一些精华也否定了,而我恰恰活在那样的时代。我从上海移居到北京的时候,只有13岁,那是1949年。我的父亲是一个大学问家,当时有一段时间因为不能上学,我父亲就跟我说,你跟我学点诗词。父亲说我每天教你一首,你背下来。我当时“造反”,说谁学那个东西。到了今天后悔莫及。其实我早后悔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后来周总理批评我,“大学问家章士钊的女儿,竟然很多东西不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 在这里跟大家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1974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接待当时的斯里兰卡总理,一位老太太,班达纳奈克夫人。班夫人是一位特别可爱的老太太,她给我的印象像一个老妈妈,对周恩来总理像是对兄长的感情。她当时跟周总理说,总理阁下,我现在面临很多问题,我到中国来是希望你帮我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她讲国家有什么问题。当时周总理非常谦虚,周总理说我非常愿意跟你探讨这些问题,但是我不能给你决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我这个翻译当时就傻了,这个“越俎代庖”怎么翻?我当时就愣在那个地方,后来周总理就回头看了我一眼,回过头就很感叹地对班夫人说,“你看看,我们这个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可是她这么简单一个成语也翻不出来。”然后总理就告诉我越俎代庖的意思,就是跑人家厨房里替人家做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 美国人翻译出了“殊途同归”,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说到底还是缺少了文化底蕴 再告诉大家一个例子。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大的胜利是都用了我们的翻译。外方有翻译,但当时我们认为美国人懂什么中文,所以就坚持翻译都要用中方的。美国人同意用我们的翻译,他们带的翻译就坐在后面旁听。 有一天谈判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句话,拿中文来说就是:“我认为我们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利益上是parallel(中文意思为‘平行’)。”当时不是我翻的,是另外一位翻译。我们的翻译就翻了:“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是平行的。” 这个其实翻得一点都没错。这时候尼克松的翻译弗里曼突然说:“总理阁下,我能不能做一点评论?”总理就很奇怪,说,“好啊,你有什么评论?”弗里曼说:“我认为贵方的翻译刚才翻得不够确切。” “哦,为什么不确切?”总理也懂英文,“怎么不确切?”弗里曼说:“贵国翻译把我们总统的话翻成‘我们两国的利益是平行的’,‘平行’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永远不相遇的,就像是双杠,双杠永远是两条杠子,永远不会碰在一起的。我们总统的意思是,虽然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向,但是最终是有共同点的,所以用‘平行’这个词不合适。”周总理就很有兴趣,“那按你说应该怎么翻?”我当时在旁边我也想不出来,我想“parallel”不翻“平行”翻什么?结果他说,“如果我来翻的话,我会说我们总统的意思是我们两国的利益是殊途同归的。”他说,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最后汇集到一起。所以这个parallel的意思是平行地发展到一个方向去了,并不是永远不相遇。 为什么我们的翻译就不会用“殊途同归”这样的词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缺少我们自己文化底蕴的东西。“平行”是很简单的词语,初中生学英文也会说“平行”,但是要翻出“殊途同归”,没有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可能就翻不出来。这件事情当时让我们中国的翻译挺受刺激的,因为本来我们特别自豪用我们自己的翻译,结果被一个美国翻译当头给了一棒。 后来过了两天,到了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中美两国破冰的里程碑。那天晚宴上,大家都非常高兴。周总理对美国的翻译说,你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结果他说在台湾。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对着我们这些翻译说,“你们看看台湾地区,把中华文化传统保持得要比大陆的好。”这事给我们的刺激特别大。后来周总理就对翻译说,“章含之的父亲是位大学问家,82岁完成一部巨著《柳文指要》,我现在让她送你一套。”周总理又说,“我想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东西,你看得懂。”所以好几次,总理真的是给我当头一棒。 今天我在这里,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能把这些话说出来。多少年来这是我心头的缺憾,但是这时候已经很难弥补了。想补的时候,我父亲已是90多岁了,不可能再让他教我了,我也太忙了,失去的时间已经是不可弥补了。所以我说没有失去时间的年轻人,一定要抓紧时间。 后来周总理回头跟我说,“含之,去找一套你父亲的书送给他。”这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第二天早上8点他们就要回美国去了,我上哪里找去?这书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出的,不公开发行,书店里买不到。后来我赶紧去找当时上海外办的人,说你赶快帮我找一套,因为总理答应送给他一套。那天晚上碰到美国翻译时他还说,明天出发以前,你一定要把你父亲的书送给我。外办主任说,到哪里去找?我说,上海那么大,还找不到一套我父亲的书? 第二天早上6点钟,外办主任敲我房门,说好不容易找到了,不过是旧的,用过了,上面还有油。不管了,总理的指示必须落实。我问你在哪儿找到的?他说,是我们市委学习班的。我一想不对,这学习班看我父亲的书,这是为什么?我还是得查一查。结果一翻书,里面掉出很多张小条子来,这些小条子都是骂人的,都是批判我父亲的。亏得我看一下,不然人家懂中文拿回美国要笑话这事了。 谈政治我也没问题,最怕的是文化,一碰上文化就真的很紧张 在我做翻译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有一次在联合国,我给我们老乔做翻译,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他对我挺横的,有好几次我翻不好,经常就是因为这些文化方面的问题。 1971年冬天,有一场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战争。打完了后,东巴就分离出去了。第二天巴基斯坦新任的外长举行了告别宴会。乔冠华一激动就要背诗,我给他做翻译,好像是首唐诗,结果一下子我又愣在那个地方了。我就记得最后一句话,“前度刘郎今又来”,我只能翻出这一句,前面几句我翻不出来。结果老乔说,我自己翻,你歇会儿吧。 我在做高级翻译的时候,政治问题难不倒我,我这脑子挺快的,快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那年总理接待一个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总统是一个老头。这个老头脾气怪,不喜欢别人打断他说话,他一讲就是十几分钟。我不会速记,就用自己的符号拼命记。周总理是非常体谅翻译的,他打断了一下说,总统阁下是不是可以停一下,我们的翻译需要时间。这个老头说,我没被人打断的习惯,还往下讲。总理又打断他,他又不干,结果他一讲讲了半个小时。所有的同事都为我捏一把汗,说章含之今天要出洋相了。但是我基本上都翻全了,这个说明我的记忆力挺好,谈这些政治问题我也没问题。我最怕的是文化,跟大家说句实话,碰上这些文化的东西我真的是很紧张。 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真是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种文化传承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培养的。如果这种教育能够继续下去,以后的年轻人可能会比我好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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