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对集邮文化的摧残

    夏衍与马任全的遭遇
 　　 
    上海著名集邮家马任全是一位民族资本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他交往的集邮家中有一位是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的夏衍。夏衍常到马任全家看邮票、聊邮票，有一次，马任全谈到想把自己收集的邮票捐献给最可靠的收藏者——国家博物馆。夏衍非常支持，还一起商议了该捐哪些邮票。经夏衍事先联系，马任全毅然将一部中国邮票全集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图1）。

    “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旧票存世仅1枚。在这枚邮票发现后的47年中九易其主，两次外流。1944年被马任全重金购得。1956年，他将这枚传世孤品及大量中国邮品都捐献给国家。这批捐献品是马任全心血汇成的一部中国邮票全集，共有6165枚邮票，内容包括截至捐献那天中国发行的所有邮票，其中包括清代、民国、解放区、新中国邮票，还有商埠邮票。这些捐献的邮票中还有许多珍品，这一爱国行动，为研究中国近代邮政发展史，特别是解放区邮政发展史，为充实国家邮票档案做出了宝贵贡献。不久，经夏衍推荐，马任全捐献的全部邮票由上海博物馆转交给了邮电部邮票发行局。 

    1954年，夏衍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仍与上海、北京等地的集邮家交往密切，成了许多集邮家的知心朋友。当年，集邮家们也以能有夏衍这样的老革命、文化名人为邮友感到高兴（图2）。

    “文革”开始后，夏衍遭受到政治迫害。不仅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文艺创作受到歪曲和否定，连他喜爱的集邮爱好也成了“罪行”。1967年9月14日，由北京工代会邮电系统大联合筹备小组宣传组编印的《邮电战报》第9期上刊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揭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在集邮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其中写道：“1958年夏衍直接插手《集邮》月刊，通过与该刊记者的谈话，大肆贩卖资产阶级集邮观点，诱骗青年脱离现实斗争，钻到邮票堆里去，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甚至将夏衍曾提出要在1958年举办“纪念中国邮票发行80周年”之际可发行纪念邮票和举办一次小型展览会的倡议，也说成是彻底的卖国主义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