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在经历了宋代的巅峰期后，元明清三朝虽未有大的发展和建树，但也有过一些可资圈点的发明和创新。成熟于明万历年间的古籍套色印刷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套色印刷，是指在同一书页上按一定的规范分别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或图画。与单色印刷相比，颜色要丰富得多。是印刷技术的一大创新。最早的古籍套色印刷，早在元代就已出现，现存最早木刻套印典籍是元朝至元六年（１３４０）中兴路资福寺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但那时的套印技术，一直到明万历后将近３００年的时间内都停留在单块雕版上给不同局部分别涂刷不同颜色（又称敷彩）的初级阶段。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吴兴人闵其亻及首先采用多块雕版分色套印的技术刊印出《春秋左传》１５卷，标志着古籍套印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此后，又有凌蒙初采用分版套色工艺与闵氏分别刊印了不少数量的朱墨套印、三色、甚至五色套印本。这些印本纸精墨良，朱墨斑斓，工艺已很成熟。著名学者陈继儒曾特为闵其亻及所刻套印本《史记钞》书序，将刻书的雕版、活版和闵氏的朱批称之为印刷史上的“三变”。明崇祯年间，徽州人胡正方又创造出钅豆版、拱花技术，刻成《十竹斋画》进一步使雕版套色印刷臻于尽善尽美。
发端于元，成熟于明的古籍套色印刷，以其技术上的精美及对近代彩印技术的启蒙作用而载入史册。因此，这一时期的套印本，历来受到收藏界的重视，甚至还出现过专藏明版凌、闵套印本的收藏大家。笔者有幸藏有一部明万历年间名家校点的套印本《唐诗选》，无论是刻工，还是套印效果，均堪称这个时期的精刻精印善本。
笔者所藏《唐诗选》为明嘉靖年间李攀龙（１５１４－１５７０）编选，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重校本。李攀龙，字于麟，号沧溟。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在明代文坛地位颇高，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明代“前五子”、“后七子”的领衔人物，著作有《沧溟集》等。陈继儒亦是万历朝文坛名流、博雅领袖、书画家。李氏编选的《唐诗选》共七卷，内收藏２８家，４６５首。是集编选审慎，入选者皆优秀，成书后曾风靡一时，影响了我国诗坛数百年，至今仍为日本唐诗学界所重，嘉靖、万历年间即有数种刊本、注本问世，但此陈继儒重校本却未见著录（《诗学大辞典》范１０页，李攀龙《唐诗选》条）。是本唐诗正文墨印。小字评注施朱。纸质匀洁，墨色清润，印刷异常皓朗，套印恰到好处。更为珍贵的是卷首由李攀龙、王登、施凤来、施大猷所书四篇序、跋，均为墨迹摹刻上版，朱丝信笺原样套色。姓名落款处，朱色套印姓名印、表字印共８方。虽为印本，墨如漆烟，朱印灿然。楷、行、隶、草，形神俱备，几乎与墨亦无异，绝似手书钤印写本。其鬼斧神工般雕镌工艺和精湛的套印效果令人叹为观止。序跋的作者，都是当时文坛名流，笔毫转使之间，处处大家风范，每篇都弥足珍贵。尤其是李攀龙，一代文坛领袖，书名为文名所掩，书法虽佳，惜墨迹遗传绝少，其手书序言，活脱一幅难得一见的李氏墨宝。
在历代众多的唐诗选集中，李攀龙编选的《唐诗选》并非最佳选本。后人评论认为缺陷主要在遴选面不广，未能囊括唐诗的精华部分。编选上侧重于初唐、盛唐。晚唐诗人很少入选。特别是唐代诗坛上有影响的李贺、杜牧、白居易等人的诗作均未收入。故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只将其归入《存目》类。但作为一种载体，这部陈继儒重校本所显现的明万历朝套色印刷的精湛技术和工艺上的代表性，决定了它所蕴含的文物价值、资料价值、艺术价值当远远超过诗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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