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艺术收藏感言

花鸟(中国画)齐白石

　　文物收藏原属好事文人的玩意儿，一是对艺术的爱好和欣赏，二是作自己创作的观摩参考，三是希望对文化遗产的珍护和永存。但是，从宏观角度看来，世间事物总是有聚有散，所以在动乱时代，人事变迁，事物得失，都不过是一句话：“过眼云烟”。

　　上世纪40年代初，我和郁风在战时重庆结婚，庞薰琹兄画了一幅《廻风图》送来，于是寒舍就叫“廻风宧”。其后，渐有书画积存，就请乔大壮前辈刻了一个“风苗心赏”印章，傅公抱石又给刻了一个“廻风宧藏”，60多年来，十分珍重地盖在自己心爱的书画藏品上。

　　在重庆、南京、上海时，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经常访购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尤其是50年代初定居北京，那是建国初期，北京饭店南面一片空地，一二里路全都是地摊，书籍文玩，琳琅满目；郭老(沫若)曾以百元新币购得檀木箱精装《二十五史》全套。区区我亦以45元收得木箱石印一套。马国亮兄，当时以8元钱买了十多方赵之谦手刻印章。改朝换代时期，文玩书画，都由“打鼓的”自旧家童仆手上拿来换米，当时那些地摊小市，是我们这些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北京琉璃厂等书籍文物店，当时也索价不高，三四元钱便可购得梁启超、吴湖帆的小对联，齐白石的大轴也不过二三十元。

　　琉璃厂过去有一种良好风气，那就是对熟悉客户，经常送货上门，他们都了解顾主要搜罗什么书籍文玩，便把他们店里的送到你家，甚至存放一两个星期，再来讨价或退回，绝不会向顾主滥索高价；这样方便顾客的卖家，真是北京当年文化流通的优良传统，可惜公私合营以后，这个传统就消失了。

　　稍后我住在北京东城芳嘉园，那时，叶恭绰(誉虎)前辈住在小芳嘉园，得以经常造谒。阿英(钱杏邨)、张珩(葱玉)、启功(元白)诸大家亦得时相过从，王世襄先生则朝夕相见。在上述诸先生的熏陶下，自然也有些收获。“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欧阳修)，区区我却恰好是个弱势的无力者，所有厂肆、小市所得，只是些“鸡毛蒜皮”，古人云：“敝帚自珍”，一点不错。但友朋前辈有所馈赠，或前代名家(例如叶誉虎先生所赠陈老莲手写诗册、叶浅予先生所赠伊秉绶书联)，或师友墨宝(例如郁达夫、沈从文、张大千、齐白石先生等的佳作和赵无极兄的水墨创作)，自然都珍如拱璧了。

　　上世纪的中国，是个大变革的时代，人们常在风雨晦冥、流离转徙中，愚夫妇相守为乐的一些书画，在那个大时代的颠簸中，自然屡经损毁，至今剩下的只是一点“劫余”。最萦怀者，50年代初家兄从香港托人带京之旧藏石涛、八大山人等合作的《桃花源图记》卷子(有张大千四百多字的题跋)，竟于舟中失去。70年代，寒舍所有藏书、字画、信札、文玩、家具亦遭多次抄掠(有些还是本人揪心自毁的)，剩下的“敝帚”，亦感到无以“自珍”。兼以郁风辞世将一周年，她生前总想做些对国家文化教育有益的事情；于是朋友建议：老汉一把年纪，精力无多，这些断简零缣，守之无用，不如公之同好，或有裨于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幸而有收藏家不弃秕糠，便可集腋成裘，达到“取诸社会，用之社会”的微愿。于是索性连愚夫妇生平一些书画拙作，也都抛出来凑个热闹。

　　白石老人有句云：“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望到眼中来”。

　　多难的上世纪过去了，但愿过去世纪的噩梦一去不返，国家、民族和个人，今后都有共同保存、享受和发展文化的权利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