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好事者专门统计过中国历史上“最不该当皇帝的皇帝”,比如南唐后主李煜,身为一国之君失败得很,做词人却很适合。其中最该做画家与艺术教育家的,便是宋徽宗赵佶了。
稍有涉足中国绘画史的人都会从不同角度与宋徽宗不期而遇:无论是作为个体画家,还是他执政时期的宫廷画院、画学,都有令人景仰的成就,譬如他下令组织编纂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两本著作,在中国美术史学中十分重要……可是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人称赞过他的治国之道。
元顺帝曾经和臣下一起观阅宋徽宗的画作,便有谏臣进言:“徽宗溺于小技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国,父子并为羁虏,其遗迹虽存,何足贵乎?”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元顺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把这些画作都藏至宫中,不再有观赏的兴致。
宋徽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很多人都认为,《听琴图》中着缁衣者,便是他。
■人物与配景
《听琴图》的人物与配景都很简单,凌霄花缠绕于青松之上,依了陆游的诗意:“庭中青松四无邻,凌霄百尺依松身。”肩旁数竿小竹,左右摇曳,似有微风拂过。既有凌霄,再看画中人的装束,可能是初夏六月季节,未有酷暑,只有暖阳。松下一人黄冠缁衣,端坐拂琴,身边高几上香炉有袅袅青烟,似与琴音交绕,飘摇在松竹之间。弹琴人前面坐着的两位身着朝服,有小童听侍一旁的蓝衣人虽抄手正坐一副恭敬的模样,但抬起的眼神早随着琴声飞到缥缈处;红衣人更是忘情。一手撑石,一手置于膝头,俯首谛听,似有神会。
与缁衣人相对的空处,摆有一块奇石,上置铜鼎,内植花卉,与三位主要人物组成一个十分完整的四角空间,像是另一位尊贵的客人。其余再无他物,却让人很强烈地感受到画中一种典雅富丽的氛围,虽是拂琴雅事,又不是一般文人所能相比。这样一种氛围的营造,如果强要分析,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刻画对象的外在特征,画中缁衣人神情雅俊,从面相看便不是一位凡人;并且画中器物虽不多,如高几、香炉,如每人所坐奇石上垫着的兽皮等等,却都是平常人家少有之物。三人所坐奇石,让人不禁想起元人王恽所谓宋徽宗“花石纲船垫九州”的诗句。宋徽宗玩石,蔡京当上宰相后第三年就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奇花异石(“纲”在当时指的是成批运送的货物,“花石纲”本意是运送奇花异石,每十艘为一纲,称“花石纲”),于是全国上下希望加官进爵者似乎得到通天的长梯,费尽心机,只会寻石寻花,前后持续二十余年。各地都有进贡巨石、奇石、古树者,好不热闹,却也劳民伤财,危害不小。据说最贵的一块石头,光是运费就相当于一万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所以作者从这样一些细节将画中人物的雍容华贵暗示出来。
二是画中色彩的运用十分成功,拂琴人的黑衣,与两边听者一红衣,一蓝衣,单纯中富有变化,不纷乱的变化又透着典雅,与环境相得益彰。
三是作画人的用笔非常地匀整细腻,人物衣纹的线条富有弹性,而且纤细匀净的线条尤其能够传达一种与古琴相符的清爽、纤劲之感,几竿翠竹虽小,却都是用双钩画出,笔笔细劲严谨,可见画家在这幅作品上是颇费苦心来营造这种和谐静谧的氛围的。
■“且去丹青”的皇帝
清人胡敬在他的《西清札记》中提出此画中弹琴人是宋徽宗赵佶,红衣人是蔡京,这幅画正上方的诗句“吟微调商灶下炉,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便是蔡京的手笔。
赵佶当皇帝时不过十九岁,而当时的蔡京已经年过半百,赵佶在位25年,蔡信便做了十余年的宰相。
现存的一些书画,如赵佶《雪江归棹图》后有蔡京的题跋,传为赵佶的《文会图》、《御鹰图》中也都有蔡氏的题诗,保留了两人合作的遗迹。由此可以对当时他们谈艺论画的情形想见一斑。历史记载中的赵佶,是个无甚恶习只好丹青的人物,宋人蔡绦说:“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唯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还带有些许赞许的意味在其中。
以谢稚柳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听琴图》并不是宋徽宗赵佶的真笔,甚至有可能都称不上“代笔”,即画院中画家所绘,赵佶签上自己的名字,拟为己作。不过无论是哪方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是最优秀的宋代宫廷中人所作的人物画之一。
●摘自《你应该读懂的100幅中国名画》 乔伊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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